孙策之所以杀掉于吉，是因为于吉的存在对其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。历史长河中，不少统治者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，往往会利用宗教和迷信的力量来教化民众，这其中包括道教和佛教等信仰。然而，当这些宗教信仰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，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威时，统治者们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镇压措施，以维护自身的统治。
例如，在历史上，当时被称为“三武一宗”的灭佛运动就是一个经典案例。这一运动的背后，原因不仅是佛教对大量劳动力的占用，更在于其让不少人借助宗教信仰逃避统治，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走向。不过，这并不是对佛教的全面消灭，而是一种控制与遏制，试图保持社会的稳定与统治的牢固。
统治者通过迷信来巩固对百姓的控制，一些反对声音也同样可以借助迷信的力量来抵抗统治。不要小看迷信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，在那个年代，别有用心之人完全可以借用这些信仰的力量，迅速聚集起一股反抗之势，直接挑战当权者。就如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首领张角，他自称为“大贤良师”，以符咒为民治病，这种神秘的手段吸引了大量信徒，最终演变为有组织的起义，成为导致东汉王朝覆灭的重要火药桶。
此外，太平天国运动中，也显露出类似的案例。运动的发起者们通过拜上帝教进行广泛联系，从而发动了起义，几乎颠覆了清朝的统治。于吉同样利用封建迷信，以符水为当地百姓治疗疾病，因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，很多地方官员都把他视为“老神仙”，这无疑为他的影响力再添一把火。
孙策志向远大，心向中原，希望在这一片土地上问鼎天下。而此时，民心的向背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于吉在东吴一带的声望，直接冲击了孙策的权威，后者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情况的存在，因此决定了要对其下手，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于吉。
在我国古代历史上，凡是有雄图之志的创立者，都会对那些潜在威胁王权的势力展开打击。这一现象跨越时代、领域，无论是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，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关系，都体现了相似的模式。即便是有功于朝的宗教派别，一旦谈及威胁，亦难逃一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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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吉思汗时期，蒙古的通天巫阔阔出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。他不仅是大蒙古国的奠基者之一，而且还是成吉思汗的重要支持者，曾为其立下赫赫战功，甚至是“成吉思汗”这个名字也是他所提倡的。然而，当他的力量开始威胁到成吉思汗的统治时，最终照样被杀。这从侧面印证了于吉的死因，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及了孙策统治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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