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历史，在公元前9世纪，印度教的祭司就开始了一种名为“阿布舍克”（Abhishek）的净身仪式，在该仪式中，祭司要用水清洗身体，清洗掉排泄物。
这种做法，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清洁行为，而非仅仅是个人卫生的选择。从那个时代起，水作为清洁的工具，便成为印度文化中的神圣物品。而纸？在那时似乎根本没有被考虑过。
今天，印度的高种姓婆罗门们仍然在遵循着几千年前的净化仪式。那些生活在瓦拉纳西等印度圣地的婆罗门，每天在恒河水中洗净自己，进行深层的净化。
对于他们而言，排泄物不仅仅是要通过水洗清洁的，它还需要带有某种神圣的力量，通过水的冲刷才能真正“净化”。这并非是简单的个人习惯，而是一种深植人心的文化传统，形成了与纸擦拭截然不同的“洁净”标准。
这种文化习惯并不仅限于婆罗门阶层。印度的普通家庭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水洗来清洁身体。水洗被认为是最卫生、最彻底的清洁方式。
反过来看，卫生纸则被视为“不够干净”的替代品，无法达到与水洗同样的清洁效果。因此，在印度的许多地方，手持花洒已经成了家庭厕所的必备配置。
水洗的“神圣”和纸擦的“脏”
为了深入理解为什么印度人对卫生纸视若禁忌，我们不得不讨论印度的排泄物神学以及它与种姓制度的紧密关系。
印度教的《摩奴法典》不仅规定了排泄后的清洁方法，也对如何处理“脏物”作出了详细描述。该法典明确指出，排泄物必须通过“水洗”来清理，而非依靠纸张。
这一做法，与印度深厚的种姓制度密切相关。根据《摩奴法典》，印度社会的种姓被划分为四个等级：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，而贱民则位于种姓的外部，被认为是不洁的存在。
“贱民”在传统印度社会中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“脏活”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，就是负责清洁排泄物。他们的工作被视为“最低等”的工作，社会上其他人则从事更“神圣”的职业。
根据印度的种姓制度，最高等的种姓——婆罗门，绝不允许与排泄物打交道。使用左手清洁身体，甚至需要用水冲洗，这已成为了他们的“法定”行为。
然而，这种用水清洁的做法，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观念。通过“水洗”来清洁排泄物，不仅是一种文化行为，也是一种对种姓制度的体现。
在印度，使用水来清洁排泄物被认为是“纯洁”的，而纸则被视为“脏物”的代名词。这也造成了文化上的深刻差异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，当印度的某些地区开始推广卫生纸时，贱民群体曾强烈反对这种做法。
2016年，一场“卫生纸抵制运动”在印度爆发，反对者认为，纸张的普及将会让他们失去传统的身份和生存意义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清洁排泄物的行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清洁，更是其社会地位的体现。
而印度的这种排泄物神学，也影响到了他们对卫生纸的态度。纸张，作为一种“非神圣”的清洁方式，被认为无法达到“彻底净化”的效果。
因此，尽管全球各地的卫生设施都普遍使用卫生纸，印度人却仍然坚持他们的“水洗”传统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水的力量不仅仅是身体的清洁工具，它还代表着精神的洁净和身体的神圣性。
当纸遇上水的文化冲击
随着全球化的进程，印度人逐渐走出国门，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然而，文化的冲突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迁移而消失，尤其是在如厕方式上的差异，给印度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。
在许多外国的公共厕所中，卫生纸成为了“标配”，而没有水洗设施的厕所，让印度人感到十分不适应。
例如，现居美国的肖纳克·库尔卡尼，初来乍到时，面对没有手持花洒的卫生间，他感到十分不适应。他说：“刚开始使用纸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真想装上一个喷射式冲便器。”
和他有类似困扰的印度人不在少数，他们在国外生活时，总是带着湿巾、便携式坐浴盆等“备用清洁工具”，甚至在国外的卫生间里，频频陷入“没有水的困境”。
一些印度人甚至在海外自己安装手持花洒，保持家乡的清洁方式。例如，居住在新加坡的拉曼·库马尔，在装修新房时特意安装了这种设施。
他说：“我和家人都离不开它，尤其是我的妻子，虽然她是越南人，但现在她也明白水洗的好处，尤其是有了孩子后，水洗更方便。”
可见，印度人在海外的“厕所适应症”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便，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。
总的来说，尽管世界各地的厕所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，但印度人对于“水洗”这一传统的坚持，却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项独特文化现象。
在印度，水洗不仅仅是为了卫生，它代表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。对于海外的印度人来说，这种“纸与水”的冲突，正是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挑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